3月17日，律師和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到山東高院，查閱聶案案卷。律師的初步判斷是：這次閱卷范圍之廣，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；136頁的聶樹斌案偵查卷，沒有任何刪、改或變動編號的痕跡。這意味著案卷保持了相對的客觀真實性，滿足作為定案或翻案證據的形式要件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時，山東高院也拿出了“陽光司法”的態度，當地媒體“齊魯網”還對律師閱卷做了網絡文字直播。這說明最高法指定山東省高院異地復查的決策是正確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一跳出原來的圈子，卷宗一曝光，問題就出來了：一、偽造簽名。律師發現，起訴書及送達回證、驗明正身的筆錄、刑事判決書送達回證等法律文書的簽字都不是聶樹斌所簽；此外，卷宗中包括聶的父母簽字等8處簽名，非本人簽字；二、疑似聶最初的無罪供述沒有進入卷宗。案卷材料中沒有聶被抓最初7天內的供述材料；而所謂“第一份就是有罪供述，根據這份材料看，他在前一周是有無罪供述的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偽造簽名（代簽）意味著，被告人被剝奪了基本的程序性權利，動搖了當初審判的整體公正性；而最初可能存在的無罪口供沒有進入卷宗，特別是聶一開口就供認有罪，背后不排除有刑訊逼供的可能。

        這還只是律師一天閱卷就能發現的問題。更大的問題是，這十年來，河北省法院系統面對所謂“真兇”認罪、人大代表、法學家以及輿論追問，究竟有沒有重新依法復核這些案卷？有沒有發現這些明顯的問題？發現了問題，有沒有啟動再審程序？要不要給公眾一個交待？此外，2013年二審王書金案時，聶案的26頁案卷被檢察院披露，用作王書金不是玉米地奸殺案兇手的“無罪證據”，檢察院系統的官員同樣需要摸著良心，回答一下前述的問題。

        需要說明的是，按“疑罪從無”原則，只要聶案當初定罪的證據疑點，足以構成《刑事訴訟法》所規定的“影響定罪量刑的新證據”，就應該依法啟動再審程序，而不能一味停滯在法定程序之外的“復查”階段。這是延宕了20年的聶案尤當注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