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于每一個試圖了解信息技術行業的中文讀者來說，當他們請行內人推薦一本了解行業的入門書時，基本上答案都會是：《浪潮之巔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在《浪潮之巔》的第一版前言中，吳軍用這樣的文字闡釋了那些科技巨頭公司的命運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近一百年來，總有一些公司很幸運地、有意無意地站在技術革命的浪尖之上。一旦處在了那個位置，即使不做任何事，也可以隨著波浪順順當當地向前漂十年，甚至更長的時間。在這十幾年到幾十年間，它們代表著科技的浪潮，直到下一波浪潮的來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吳軍在此書中細數了那些幸運地矗立在“浪潮之巔”的公司，從曾經的AT&T到今日的Google。吳軍感慨：“對于一個弄潮的年輕人來講，最幸運的莫過于趕上一波大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而吳軍本人，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幸運兒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從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后，吳軍在清華當了三年講師。那是1993年，清華電子系的碩士畢業后依然可以留校任教。但吳軍顯然不滿足于此，1996年起，吳軍前往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，于2002年獲得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后，同年加入了正在崛起的Google。此時的Google剛剛獲取網頁排名專利，實現了盈利，正迎來第一個擴張期。于是，“Google最早的中國員工”，也就成為了吳軍眾多富有神秘感的頭銜之一。在Google十年，吳軍最赫然的戰績，是成為了Google中日韓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設計者。

        2010年，吳軍以副總裁身份加盟騰訊，主管騰訊搜索——soso的開發。然而，盡管此前他曾經盛贊騰訊為web2.0的代表，但這位帶著光環的空降高管卻似乎并未在騰訊證明自己。兩年之后，騰訊組織架構變化，soso地位驟降，吳軍離職重回硅谷。有騰訊soso員工表示，吳軍在離職前的內部郵件中稱：“soso需要境界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境界是吳軍喜歡的表達。在他的英文個人主頁上，興趣一欄被簡單地表述為攝影、哲學、古典音樂。然而在中文個人主頁上，他用了很長的一段話來表達自己對這些人類文明精華的熱愛，并在最后加了一句：“由于生命有限，很多不重要的事只好不做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作為工程師的吳軍，近年來又撰寫了一部他眼中的人類文明史——《文明之光》。在吳軍看來，人類發展的歷史正是一部文明克服野蠻、技術創造福祉的進步史。就像每一個旨在不斷解決問題的工程師那樣，吳軍在面對歷史時同樣自信地宣稱：“經過歷史的滌蕩，王侯將相其實剩不下什么影響。”“真正影響到我們的，是那些文明的成果。”“對于人類遇到的問題，最終我們發現答案比問題更多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這種自信已經罕見于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和那些“職業思想家”們，他們更多時候在哀嘆人類的不可救藥和歷史的循環。一位矗立時代潮頭的技術工作者，他的樂觀來自何處？他又如何看待這個信息時代的可能走向？帶著這些問題，澎湃新聞專訪了吳軍博士（這似乎是他最喜歡的一個頭銜）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你在《文明之光》的前言里提到，人類總是為王侯將相的故事津津樂道，這本身說明人類還是太年輕，崇尚權力。而你認為人類的進步終究依靠的不是權力而是文明的力量。你這種幾近于進步史觀的堅強信心來自于何處？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首先，我相信人性中有一個向善的力量，這會促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好、越來越文明。雖然現在我們周遭還有很多不完美的事物，但與過去的歷史相比，人類總體來說是進步的。人確實會目光狹窄，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擇手段，比如說以犧牲生存環境來換取短期的物質快樂，但總體來說，人是有向善向上的內在力量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次，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，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是促進人類進步的根本動力。政治與軍事因素在短時間內會產生很大影響，但放到歷史長河中，作用其實不是那么大。例如，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，這固然是中國發展歷史上一件讓人極為惋惜的事，但120年過去，今天再對比中國與日本的發展又如何呢？兩年前中國GDP超過日本，再加上日元貶值的因素，日本的GDP也就是中國的60%左右吧。曾經有一個歷史時期，日本人說為了東亞富強，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，幫你去抵御西方人。這些政治行為短期來看或許是取得了一些效果，但是放在歷史長河里，意義其實并不大。

        日本真正對世界做出的貢獻，反而是像方便面、各種小家電這樣的小發明，以及在基礎科學上取得的進步。這些東西即使再放120年，對于人類也還是有用的。所以我在《文明之光》里不斷強調：不要光去關注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那些貢獻，更要關注科技的力量。而且技術進步往往不是一個人的貢獻，比如互聯網，我們甚至找不到具體的發明人，它是很多個人的共同貢獻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但技術進步也往往會對人類既有的文化觀念和社會組織帶來震蕩，因此人們往往認為技術進步本身是工具性的進步，并不能直接帶來人類的總體幸福。比如轉基因和核電技術都引起了廣泛爭議，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？在涉及到復雜技術的公共決策中，科學家和政治家各自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？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人的很多恐懼來源于他對事物的不了解。比如核電，人對于它的恐懼更多來源于原子彈的威力。事實上，人類歷史上三次核事故中，只有切爾諾貝利這一座造成了大量人的死亡。事實上，這不是核本身帶來的問題，而和前蘇聯的管理體制有關——它是以人為本，其中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。核電站一般有個罩以確保安全，但切爾諾貝利沒有。現有的新一代核電站，差不多到一千年以上才會有一次事故。一千年中，車禍死的人都不知道比這個多多少。對于新技術，你要理性地分析，才不會盲目地贊同和反對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轉基因是另外一個問題，這一技術是否對人體有害，目前還很難完全下結論。科學常常不是一個結論，而是一個過程。轉基因應該接受各方面的評估，允許它被證偽，這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學態度。而且即使無害，技術革命本身可能會帶來一些重要的社會變化。比如一百年前，歐洲人和美國人的體重差不多，但由于美國大量使用轉基因技術，食品變得非常便宜。因此美國沒有挨餓的人，可是低收入人群中出現了大量肥胖人群。你并不能說這是轉基因的后果，但任何一個新技術都應該有配套的社會措施，去關注到這些可能出現的社會后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公共決策中，科學家的責任和義務是提供客觀的證據，第一不該根據自己贊同的意見去提供證據，第二不應該根據領導的意志去提供證據。而且，公眾需要明白科學家只是一個職業，很多時候并不能意味著他就是權威，他也會傾向于給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結論。比如三峽問題，在清華的學者里，搞水利的教授傾向于可以建，搞核能的傾向于不能建，因為國家經費就這么多，建了三峽就不能建核電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政治家則希望能夠看到完全公正客觀的數據，并通過拋開利益集團的利益、權衡各方面的利害關系來做決策。這一過程應該盡量透明。這樣不僅公正，而且有利于長遠發展。舉個簡單的例子，中國現在要投一萬億刺激半導體行業，很多半導體企業對此喜憂參半，甚至憂的感覺更多。因為各個省肯定都會去向中央要條件要優惠，這樣就會形成三十幾個半導體廠商的競爭。而正常的市場行為則應該是自由競爭后逐漸形成秩序，比如華為手機芯片現在做得很好，它有可能通過十年的發展形成一個三星那樣的企業。人為干預會讓一個本來應該成為世界性的企業，最后卻處處受限，只成為了一個地區性的企業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您在谷歌長期工作過，也做過騰訊的副總裁。可否請您對比下兩國在科技產業政策上決策方式的不同？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中國政府的負擔比較大，它要負責去制定很多產業發展計劃。對比中國和美國，中國官員很多都是理工科出身，自身有很強的專業知識；而美國官員很多都是律師，本身沒有太多的專業知識，他們往往都是用常識來判斷對錯是非。相對來說，他們的權力也比較小，很多事情交給了大公司來做。而中國的各級政府做了很多美國私營企業在做的事情，他們做得還是不錯的，因為他們自身有很強的專業知識。但總體來說，我在經濟上的觀點偏向于自由派，我認為人為決策的事情未必一定會得到想要的結果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《數學之美》中提到的各類算法引人入勝，在一個大數據的時代，算法的誘導是否會讓人的行為趨于一致？在個人隱私的保護上，歐盟現在在提倡“被遺忘權”，即人的網絡行為應該定期從服務器被刪除，您是否同意人應該擁有這一權利？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人的行為趨向于一致是很難的。坦率來講，今天只要是用智能手機的人，你的隱私都已經極大地暴露了，你交出去的數據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。在人的進化過程中，人的很多變化既然要發生，你不應對此感到害怕。就好像人類的祖先身上有很厚的體毛，但經過進化，我們現在穿上了衣服一樣。搜索引擎已經在改變人類，美國一些科學家通過CT掃描，發現現在的人負責深層思考的腦溝變淺了，負責淺層思考和快速獲取信息的腦溝變深了，說明人的腦功能已經發生變化。

        歐盟對于“被遺忘權”的倡導，根植于它的文化傳統。就像美國為什么不愿意建高鐵，是因為他想要保護小城鎮自治的傳統，而不是要建成幾個互相之間頻繁來往的大都市。谷歌企業級服務郵箱每隔三年就要強制將資料從服務器上刪除，包括搜索日志隔一段時間也會從服務器上刪除。如果你仔細研究，就會發現這些工作企業很早就已經在做了，甚至不用立法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你怎么看阿桑奇和斯諾登？互聯網會讓我們的生活更易于受到監控嗎？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東德有很多手工拆信的人，他們用蒸汽熨斗把信熨一遍，在膠水軟化后讀取人們的信件。所以監控并不是互聯網出現后才有的情況，相反我覺得人類文明是在不斷進步的。美國的做法與人類歷史上的真正暴君，其實根本無法相比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湃新聞：在社交網絡上似乎有一個現象，中國的社交網絡上大家更關注政治話題，而國外的社交網絡上大家談的更多是小圈子里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 吳軍：這是中美兩國的制度所造成的一個差別，美國人關心身邊的事情超過國家大事，因為它國家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，它先是有各個州，后有國家。英美有很強的地方自治的特色，英國封給貴族領地，然后貴族又分給騎士們。他們只關心地方上的事情，所以他們至今的社交網絡也就是個人的小圈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國強調的是“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”，北京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，談起國際大事都頭頭是道。而自家電梯壞了，幾個鄰居一起湊個錢來修這件事，反而做不好，往往只停留在抱怨和抗議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是很強調個人作為公民的責任與義務。